凉山州彝族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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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时代彝族文字与三星堆文字比较研究

 

全球化时代彝族文字与三星堆文字比较研究

国际妇委会主席  伍呷博士

 

    《诺苏》杂志约稿是我去到四川申请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关于气候变迁会议签证期间抽空租车前往四川广汉参观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阳春三月接到的。气候变迁带来地球生命演绎进化过程是人类学专业(古代生物与考古)重要内容。三星堆研究内容是1988年拿到密西根大学硕士学位后申请哈佛荣幸获得录取通知时见到张光直教授的讨论议题,涉及与三星堆相关的滇川地界考古资料。在哈佛皮巴迪博物馆古老的欧洲式样人开电梯楼上办公室,张老师与我讨论了夏文化。他提到冯汉骥老师是哈佛学生,曾经首次提出滇文化文物符号文字的研究课题(他后来停止研究)以及对于巴蜀符号的文字研究的部分继承冯老师立场学者们的新近项目。张老师谈到夏商周时代的辉煌以及三星堆文物含义,与周老师观点不同(后者认为夏代没有辉煌的生产与经济,青铜器大多是礼器)。张老师不仅讨论夏代,研究也涉及全球相近文物的比较研究课题(古典埃及与苏美尔)的内容。参加完巴黎气候变迁会议后我在巴黎参观卢浮宫特别关注苏美尔与古典埃及文化区域的介绍。(苏美尔文字的8张图片;埃及文字的21张图片;希腊罗马早期文字演变的18张图片)相近古代文明在全球布局由于全球化推进,快速度时代已经使得学者们能够了解相互间的新研究和发现并且开始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许多之前认为是真理的结论面临挑战。

    面对三星堆文物与精美刻画符号的辉煌,我们所有的带有蜀国的蜀、巴国的巴、百濮的濮等为上百个不同部落称呼结尾字样的彝族成员十分激动也十分感恩和谦卑。我们尊敬三星堆考古出土的每件珍贵文物之心与四川各古代民族后裔的每一位成员一样。在祖先的杰出贡献面前深感不安同时也获得鼓励和鞭策。这篇简单的前言论文我想将自己在国外学习期间思考过的全球与彝族古老文化相近的文明,以及与彝族辉煌三星堆文化元素比较的课题与我的民族商讨,提出可以研究的国际联合课题,同时也是对彝族学界以及对下一辈学者们的研究方向的建议。

    论文具体分为八个方面:①名山大川的环境地理气候;②富饶丰硕的矿产经济生活;③天地造化的斑斓文字华章;④启蒙晨曦般的萨满笔墨宗教;⑤超越地域想象力的艺术符号;⑥太阳文化与历法的奇迹;⑦引领与创新者实践的科技成果;⑧智慧女神系列对21世纪的启示。
    由于字数局限,这篇前言只能讨论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甲骨文与古代汉字起源研究

    虽然西方学界研究语言和文字的最早时期是针对三万年前的西班牙西北与法国西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发现洞穴文明刻画符号的解读,但是学界认为直到一万年前进入智人阶段后人类才有了语言和文字符号出现。过去讨论汉字只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相当于五帝传说时期的大量存在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里的陶器、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画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画符号。21世纪国内学界对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为何沿用石器和陶器刻画符号风格以及含义开始重视。大部分的学者们已经同意半坡陶文符号应该为汉字源头之一,近来也有讨论龙山、良渚、安徽双墩、江苏大汶口(公元前7000年)为汉字源头。其上源过去已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陕西仰韶文化。学者们已经开始更加系统地对四五千年前的中原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中的陶文刻画符号进行汉字解读研究。因为龙山文化陶器多有彩绘纹饰见于后来的青铜器上,如云雷纹、蟠龙纹等。具体来说,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符号,发现了八千年前的随葬龟甲刻字;山东龙山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解读了直行的11个字(敬请参考松丸道雄与裘锡圭的研究);江苏澄湖遗址的黑陶罐刻有4个文字符号八卦的源头(研究者有:蒋大沂讨论了江西文物所刻有的9个字,彭适凡以及其余学者也参与讨论。);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陶壶9个字的字体规则规范,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有各种饕餮纹见于后来的青铜器上。(研究者有:钱玉趾以及香港饶宗颐等)。学界已经同意甲骨文字的来源需要研究早期文物特别是陶器刻画符号的含义。商朝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二里冈期和殷墟期两个阶段,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铭文。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继承了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特色。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等均发现大量的泥模、陶范等工具。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以及刻画符号也有含义。殷墟时期的青铜器都有极大发展。21世纪学界对7000年前的半坡文明有的刻画符号研究有好的出版书籍。各地学者们开始研究青铜器铭文之前早期文物刻画符号并且与甲骨文字进行深度比较研究。

    (二)巴蜀文字研究

    公元以前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但也有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商代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近年来不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文字,其发展远在殷墟之前。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提出需要认真研究出土的早期文物刻画符号含义。早期提出研究巴蜀刻画符号为文字的是王家佑学者、童恩正老师等。巴蜀符号是他们用的概念,但是第一届国际彝族文化研究会议期间(1995西雅图),童恩正老师与我商谈了古典彝族文字与三星堆、以及和巴蜀文字的关系,1995年与我商谈时他用的不再是符号而是文字。更加早期的设想是,徐中舒老师对巴国符号研究重视程度高于蜀国符号文化研究。但是这些巴蜀符号研究的时段是在晚期的战国时期,与三星堆符号(更加早期)不可比,三星遗址发现后有了系列针对巴蜀符号研究更加深层次的出版物。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的视野更加开阔,总结起来,研究巴蜀文字的学者分为不同立场:郭沫若、徐中舒认为没有早期的蜀国文字,但张思勇《古蜀玉石文》以及学者唐兰认为有。支持者有文字研究者:王家佑、卫聚贤、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王大有老师认为三星文字是成熟的文字(公元前2800年)。彝族研究机构(四个省区)学者积极努力解读刻画符号并认为文字被赋予无限的神力。可喜的是目前学界已经正式接受汉字形成与集大成是在中原地理区域,但是来源是多元的。彝族文字历史悠久,是中国本土文字最早产生的(参考:《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汉代杨雄《蜀王本纪》;西汉陆贾《大禹生于西羌》、《六国表大禹兴于西羌》;晋朝的《华阳国志》也提到彝族文字)。彝族文字解读工作局限于青铜器刻画符号,还没有涉及玉石、甲骨、树皮、泥土版、大理石、象牙、各种动物刻字。学界强调文字产生与阶级,与社会分工时代,与国家的产生紧密联系。大部分学者支持:有如此多样文物的蜀国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西边牧区的昆仑与横断山脉与东边平原湖泊接壤地带之水利国家,需要文字的产生来联络各地的功能的观察和研究,《华阳国志》具体提到蜀国多有斑斓文章斑彩文字。目前对中国古文字研究已经拓宽到对巴蜀符号字的解读工作。(学者们整理出:夔戈符号3字;棘字戈12字;荆州戈3字;桃源戈4字;尔戈5字;聘缀12字;柏树戈11字;新田戈12字;白马石戈10字;新都戈6字;张家戈8字;符溪戈7字;什邡戈7字)92字的系统字解读。(也可参考:20世纪70年代王家佑录用150字样)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从早期对巴蜀文字本身的研究逐渐拓宽到研究巴蜀文字的源头;21世纪从研究巴蜀文字源头逐渐到研究周围民族的古典文字。认为春秋之前的三星堆文物的美丽符号是早期巴蜀文字的源头,周围民族的古典文字——彝族文字受到重视。

  (三)三星堆文字研究

    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不是因为三皇五帝,不是夏商周,而是三星堆斑斓的文字文物。我长期注意研究前期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收集了三星堆出土铭文的209字数与彝族文字比较的图片存在自己的相册永远保存。公元前2800年的三星堆文化有了彝族文字的解释、研究是可喜的事件。成都理工大学的张如柏老师出版了文字符号研究的书籍,这些已经出版的书籍是继承当年冯汉骥老师的研究方向。冯老师在研究云南青铜器——李家山和石寨山文物时就已经注意到许多丰富的刻画符号。但是他当时也认为不是文字,至少不能构成文字出生阶段的要求。三星堆文化文物青铜立人衣裳的前侧、左侧与右侧都有纵向行文的符号,青铜树木挂饰有铃铛,也有眼睛饰物及符号,金杖上的图像也是图语言。21世纪的彝族文字与三星堆与半坡文物刻画符号以及巴蜀文字的比较研究课题强调了对青铜金属刻字的解读,但是对三星堆玉器的刻画符号研究不重视。如今的彝族学者们对三星堆符号的研究是当年对半坡刻画符号研究的继续。古汉字可溯源于仰韶文化陶器中的刻画符号,将彝族文字用来解读半坡符号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都就有父亲和叔父与李乔老师等云南代表的谈话,蒙默老师也是提出半坡文明的刻画符号的彝族文字研究课题的领军人物。从半坡到三星堆一路走过来,彝族文字之解读努力,再次理清早期遗址出土文物的刻画符号深深地影响了当今蜀国文明的研究历程。(感谢当年精忠叔叔和蒙默教授,感谢李乔老师专程来到成都商量研究的辛苦旅途)。巴蜀文字比较贴近的源头是友邻民族古文字中的氐羌系列,彝族文字至今尚存,钱玉趾老师对古彝文与巴蜀文字的关系研究最为重视。(创造彝族文字的先人请参考:伊阿伍、伯博耿、恒本阿鲁、阿诗拉则、敝铁、冉冉一义,他们都是民间和官方首推的彝族文字创始人名)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彝族古典文献《爨文丛刻》提出自始祖希母遮至撮侏续年间共计30代无文字;到43世的武老撮时代才有祭司名为密阿迭创造的象形字;师范《滇系·杂载》提出了阿畸创建的形似蝌蚪的字有1840个为“韪书”称爨文,但是《妥阿哲纪功碑》已经有三国蜀汉的建兴年号,所以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彝文。

    (四)与西亚古典文字比较研究课题

    苏美尔人的文字也拥有5000年左右历史,但是是在泥土板上的刻画符号,不是青铜器上的绘画符号。苏美尔文字的载体是泥土板王室图书馆占有重要地位。刻有王家档案的泥板书,约2.4万块泥板书内容涉及哲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文学、天文学。5000多块泥板书上的遗存有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历史诗歌等20部神话。乌鲁克的苏美尔文字载体是泥本楔形文字的主要书写方式。可能由于泥土板上的书写方式不便,象形文字逐渐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演化成楔形文字并同时发展成最早的字母有700 - 800个字符,公元前1750年只剩70 - 80个字符。苏美尔文字出现楔形符号共有500种左右刻画在石头和粘土上(开端6000年与半坡接近历史)。苏美尔古典城市乌鲁克的文书充分发展时代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与三星堆一样的年代)。古埃及文字创于公元前3500年,是一种被称为神圣书体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书写文字之一,多刻在古埃及人的墓穴中、纪念碑、庙宇的墙壁或石块上,所以被称为“圣书”。埃及文字载体是金属或石材仅用于镌刻祭神文字或皇家铭文。埃及文字的载体是植物纸与埃及古文物和博物馆老师们提出的比较课题,应该是那些木乃伊墓地发现的古典埃及文字。这些公元前3000年墓地的绘图里发现了纳尔迈石板记录的象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有30个单音字,80个双音字和50个三音字,这些字是能够直接表示的图形字符。这种文字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可以向右写也可以向左写。埃及象形文字一般是指圣书体多见于神庙、纪念碑和金字塔的铭文的雕刻。僧侣体则多用于书写于纸草上,而世俗体则是对僧侣体的简化。最早的文字是纳尔迈调色板上的象形文字是有宗教用途的。调色板上的纳尔迈戴着王冠,他的右边是他的名字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字主要从稀有的古代纸草发现而推断出来,特别是兰德纸草书约写于公元前3500年。古典埃及文字是书写在调色板上的圣书体,与世俗体不一样难于揭破,一开始也没有被认识。彝族后代的学者们需要联系这些古老的文字来进行古代三星堆文字的研究。特别需要注意哪些在古埃及城市、古苏美尔城市文字发现地的新近发现,应和当地的博物馆学者接触。三星堆大多数是青铜文字,但也有大量的玉石文字刻画符号。

    (五)古典苏美尔文字与民族的东方属性是因为对古典文字与语言之关系的研究

    彝族文字与古典的苏美尔、埃及象形文字的比较研究课题由早年的起步,直到如今开始慢慢地引导学界对含有东方特征的黏着语的研究(综合语的亚分支)。因为黏着语是介乎于西方印欧文字与东亚文字(分析语)之间的语言。早期使用苏美尔与埃及文字的不是印欧人,而是黑头发的东方人。介乎于欧洲和东亚的语言是关键的语言,而黏着语具有词性变化。黏着语是通过在名词、动词等的词尾粘贴不同的词尾来实现语法功能。黏着语的所有词缀都只表达一种意思,或只具有一种语法功能。若语言的词缀同时表达多种意思则该语言一般被视为屈折语言。黏着语和屈折语之间的界限,很多时候并不明显,很多中亚语言则介于“完全的”黏着语和“高度的”屈折语之间。威廉·洪堡认为日语、韩语、芬兰语、满语、蒙古、土耳其、匈牙利、泰米尔、斯瓦西里语、德语、缅甸语(彝族文字和语言属于缅甸语言系统)等有黏着语的性质。爱斯基摩一阿留申语系等也具有黏着语性质,不过因为其一语词长度的缘故被归类为多式综合语。研究这个语言体系也是与认为古代埃及苏美尔象形文字与东亚象形文字在语言方面的共同点有关,因而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信息。

    总结:全球化时代的三星堆文字与文化研究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的建议与思考,与陕西半坡文物符号对比研究的彝族文字符号研究之系列出版物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云南的李乔先生曾经多次来到成都找到父亲商量彝族文字与半坡符号的比较彝学课题。蒙默老师更是经常与精忠叔父讨论半坡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及意义。强调三星堆符号之青铜器时代符号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研究与出土文物刻画符号有近似处需要结合研究。古典埃及与苏美尔的青铜器辉煌但是数量不多,两地的古典文字出现是在公元前3500年。彝族学者担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与浙江良渚文化研究有字器物的研究者开展密切交流,至少应该了解对方研究的新成果。在与巴蜀文字研究学界合作方面,可喜的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研究巴蜀文字应该开展对巴蜀符号的早期源流研究课题;还提出了需要研究临近区域的生存的语言和民族文字比较,与周围古典文字的比较研究课题。西南民族中世代捍卫自己文化精髓的民族就是彝族。彝族文字的幸存是因为几千年来静静地生活在这里的我们的祖先最最懂得忍让,豁达,包容,谦虚的含义。彝族也是世世代代在这个区域的主要行动者,冲突调解人。恩正老师指出的早期四川文明区域用巴蜀文字与汉文字双语态度是产生大江大河文明的民族当时应有的态度。我们不能独占三星堆文明成果,但是我们也是骄傲的遗产保护人、研究者与作者。我们需要与研究甲骨文、半坡符号、巴蜀符号的汉族学者合作,国际方面即便不能立刻与伊拉克、伊朗一带以及北非的埃及文化区域的古代文化博物馆交流,也需要事先了解这些文化分布情况以便将来有经济实力后开展相应的交流。需要和埃及文明的北非各国的博物馆学者合作,需要与西奈山(埃及与以色列间)的贝都因文明保护区博物馆以及大学等开展对话,需要了解掌握继承苏美尔文明区域的波斯文明的伊朗博物馆,伊拉克、土耳其、阿米利亚博物馆,需要与高加索区域民族博物馆对话。也需要与新世界的墨西哥、秘鲁、中美洲的博物馆学者合作。前去访问以及邀请对方到彝族家园共同设计课题是彝族学界需要的奋斗目标。近年来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开始展开对苏美尔、埃及以及新世界的奥尔梅克文化及玛雅等古典文明金器、金面具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些课题中应该包含对文字的比较研究。彝族在2l世纪对三星堆文字研究的贡献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自己骄傲的遗产——彝族历史悠久的斑斓文字。

    最后我的建议是:除了对青铜器刻画铭文的文字的彝族文字的对比研究之外,还需要研究那些刻画在玉石、玉石书籍、玉石册子、玉石契约、玉章、竹子、大理石以及多种动物骨头与雕像上(蚌、鳖、蛤、龟、牛、象牙等)的刻画符号。需要考虑安排出版三星彝族文化系列书籍:①名山大川的环境地理气候——对于古典四川环境生态气候研究;②富饶丰硕的矿产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发展特征研究;③启蒙晨曦般的萨满笔墨宗教;萨满文化中的彝族宗教研究;④眼睛与青铜树符号之艺术与文学诗歌方面的合作——艺术符号象征研究;⑤冶金工业与引领科技发明创新课题;⑥太阳文化以及历法和数学知识;⑦智慧女神符号与性别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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